张春晓︱从文学题咏到政治文化范本——《世彩堂集》成书、进献和传播考论

赵鼎故里  山西运城闻喜县阜底村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8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北宋末年，廖刚以家中长者多寿，取老莱子彩衣娱亲典故建世彩堂，并邀请师长、同辈题咏，将作品结集为《世彩堂集》。在题咏中，士大夫阐发并表达了他们共同遵循的道学思想，从而实现了廖氏家族世彩故事意义的增殖。南宋初年，高宗为了平息群臣对和议的愤怒，标榜孝道。绍兴五年（1135），赵鼎迎合圣意，进献《世彩堂集》。高宗嘉叹赞美，将其树为政治文化范本。《世彩堂集》经由政治教化，被不断接受、解读、实践，渗透在“社会末端的毛细血管”中。《世彩堂集》成书、进献和传播的过程，以镜像方式映照出两宋之交文学、伦理、思想、政治等交融互摄的立体景观，对于我们客观评估、深入研究艺术水准不高的交际文学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价值，颇有启示意义。

　　北宋末年，廖刚（1070—1143）以家中长者多寿，取老莱子彩衣娱亲典故建世彩堂，并邀请师长、同辈题咏，将作品结集为《世彩堂集》1。绍兴五年，宰相赵鼎将《世彩堂集》进献给高宗，受到高宗褒奖。一个地方文人家庭的颂美文本，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褒奖，这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是罕见的。这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考量？世彩堂及《世彩堂集》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建构、结集的？士大夫在题咏中做了哪些阐发？受到褒奖后，又是怎样传播的，产生了怎样的辐射效应？凡此种种，颇值得探究。而且，在古代，文学作品不单单是出于审美目的而被创作、接受的。弄清《世彩堂集》从成书到进献、传播的历程及其背景、意蕴2，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古代汗牛充栋的题咏、酬唱等交际性文学在古人生活世界中的生成、传播及其功能、价值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命名的过程：从彩戏亭到世彩堂

 

　　北宋末年，来自福建的官员廖刚以家中长者多寿，取老莱子七十岁身着彩衣娱亲的典故建世彩堂。陈瓘首唱揄扬，士大夫纷纷跟进作诗，结集为《世彩堂集》。马端临《文献通考》记：“《世彩集》三卷。《中兴艺文志》：政和中，廖刚曾祖母与祖母享年最高，皆及见五世孙，刚作堂名‘世彩’以奉之。士大夫为作诗。”3实际上，廖刚经营的“世彩”建筑，历经彩戏亭、彩戏轩而终至世彩堂。

　　廖刚入仕之初，已有以“戏彩”自矜之意。廖刚字用中，崇宁五年（1106）进士。许景衡《送廖用中》云：“戏彩北游非我计，督邮南去近吾庐。官田雨足秋多黍，城市潮来食有鱼。更诵九江长短句，人间乐事得如渠。”4结合黄颖（字秀实）《世彩堂诗序》“政和元年（1111——引者注）冬，予年兄廖用中自虔之学官代还”5，知许诗作于送廖刚赴任江西学官时，正是他甫入仕途的时候。

　　政和初年，廖刚又命名了福建旧居的彩戏亭。廖刚《与黄思贤侍郎简》称“敝居旧为彩戏亭，中奉大夫刘会元为作记”6。政和四年正月，刘会元在记中说明建筑命名的缘由，但没有提及题咏集，可见此时尚未结集。刘记又云：

　　仪曹既以儒学起家，思显尔祖，乃伸肯获之意，以“世彩”名所居之堂。朱甍绮窗，碧水相照，若夫山日和动，好风时俱，黄鸡告肥，白酿初熟，扶节佩韘，熙然聚五世之老稚，相与衎乐以终日。7

此记以“世彩”名堂，或是后人不明先后营建详情而改。“碧水相照”“好风时俱”说明建筑位置临水背山。刘记还描述了廖氏一家在其中熙然相聚的生活情态。这些都与亭的特点和功能更为吻合。《中国造园史》说，亭“对地形地势有高度的适应性；或立山颠，或枕清流，临涧壑，傍岩壁，处平野，藏幽林，空间上独立自主，布局上自由灵活”，可供“娱游活动中停息观赏”8。

刘会元：《宋高宗皇帝御览廖氏世彩堂记》，江西崇仁《廖氏十修族谱》

　　随后，廖刚到秀州任仪曹，又在官舍命名了彩戏轩。他邀请黄颖作《世彩堂诗序》，提到：“三年秋，予以罢斥单州权莞，待次于秀州。过用中之境，见其厅之西为轩数楹，命曰‘彩戏’。予曰：‘子果得所乐。’……乃出诸公所赋世彩诗，属予序其事。”9明确点明建筑形制为轩，并且指出，政和三年秋为世彩诗初次结集的时间下限。

　　杨荫深说，“轩实为一种廊屋”，“至唐时始渐以室名轩，如柳宗元有《西轩记》，戴叔伦有《南轩诗》。宋以后则渐盛行，但较之于斋，似还略逊一筹”10。根据上引黄序，知彩戏轩在厅堂西边，说明并非主体建筑，而是正室旁边的廊屋。作为廊的一部分，它们往往蜿蜒曲折，不单具有交通作用，还宜于小憩和倾谈等11。

　　离开秀州后，廖刚为世彩堂命名。他虽然先后以“彩戏”命名过旧居园亭、秀州官舍之轩，并且请人各作记、序，但现在改名为“世彩堂”，与之不符，所以求黄思贤“序而合之”：

　　今大人八十岁，家兄之孙十四五矣，加数年，见玄孙不难。“世彩”名堂，为是也。然敝居旧为彩戏亭，中奉大夫刘会元为作记。昨任秀州仪曹日，又尝以名官舍之轩。故黄秀实作诗序，止道加（嘉——引者校）禾彩戏轩事。后以彩戏无相继见高元意，而轩亭似非燕老之地，故更建堂，而以“世彩”名焉。前后题诗者，皆主赋此事，而记序异词，轩亭异所，若不足考。愿得数言，序而合之，幸甚幸甚。（《与黄思贤侍郎简》）12

此札云“今大人八十岁”，又陈渊《廖成伯朝请墓表》载廖刚父亲廖懋“以靖康元年（1126——引者注）十月庚辰终于家，享年九十有四”13，知此札作于1112年，即政和二年。然黄颖《世彩堂诗序》云，政和“三年秋……属予序其事”。二者略有出入，留此待考。

　　从彩戏亭到彩戏轩再到世彩堂，经过三次命名，建筑体积从小到大、名称从俗到雅、在庭园中的位置从随意到中正，反映了世彩建筑文化内核不断丰富的过程。

　　一是建筑形制从亭到轩再到堂，加强了礼制空间意识。

　　堂在传统第宅中具有丰富的礼制意义。堂和殿本具有对等地位，杨荫深指出：“《说文》又以为‘堂，殿也’，盖堂实如宫中的殿。”14闫月珍从布局着眼，说“门堂之制”突出了堂屋在整个院落内部的核心地位，“‘门堂分立’形成了一个封闭式院落和一个堂屋主体，‘前堂后室’区分了堂屋主体的主要内部构造。这两者规定了中国古代宫室的院落式布局，蕴藏着丰富的礼制意义”15。侯幼彬从功能考察，认为“堂是渗透在第宅中的礼制性空间，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都在这里举行”16。

　　堂在宋代园林规划中被寄寓了最核心的精神意蕴。张家骥说：“古典园林的厅堂，是待客与集会活动的场所，是园林建筑中的主体，故计成在《园冶·立基》篇首先提出：‘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17既然堂的建筑形制最为正式，题名自然也更能体现主人的志趣。如陆游为韩侂胄作《南园记》，称“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18，文章主旨正在标榜“许闲”。贾似道自命半闲，《悦生随抄序》落款即为“半闲老人书”19，《宋季三朝政要》记“似道占湖山之胜，作半闲堂”20。

　　相较而言，亭是游观建筑，小巧多样；轩位于交通道路上，更具生活休闲的意味；而堂无论在传统第宅还是庭园建筑中，都是更庄重、更具礼制空间属性的主体建筑。是以廖刚在命名过程中提出修正：“轩亭似非燕老之地，故更建堂。”

　　二是主题词从“彩戏”到“世彩”，伦理意蕴更为丰富。

　　以“彩戏”命名，源于老莱子彩衣娱亲的典故。《孟子·万章上》“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赵岐注云：“若老莱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为婴儿匍匐于父母前也。”21唐宋文人多用此典彰显孝亲的人伦之情，如孟浩然“明朝拜嘉庆，须著老莱衣”（《夕次蔡阳馆》）、苏舜钦“飒然双白鬓，尚服五彩衣”（《老莱子》）、苏轼“归心正似三春草。试著莱衣小”（《虞美人·述怀》）22。

　　“彩戏”拘泥于一身着彩衣娱亲的典故本义，而“世彩”则指向世代着彩衣娱亲的美好图景。“世彩”既是廖刚对自家福寿的自矜与祈愿，也是对家族绵延存续的构想，还明确传达出以孝传家的观念，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廖刚《与黄思贤侍郎简》所说“后以彩戏无相继见高元意……而以‘世彩’名焉”，意正在此。

　　三是世彩堂的最终定名，确立了家族记忆的“代际之地”。

　　廖刚《与黄思贤侍郎简》曾描述过自家具有鲜明代际意味的世彩故事：

　　某曾祖母享年九十有三，方无恙时，家兄有子女二，是为五世孙。大父享年八十有八，方无恙时，家兄复有儿女孙各二，亦五世孙也。今大人八十岁，家兄之孙十四五矣，加数年，见玄孙不难。23

世彩堂既是奉养之地，又是故事的纪念地，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赋予某些地点一种特殊记忆力的首先是它们与家庭历史的固定和长期的联系，这一现象我们想称之为‘家庭之地’或者‘代际之地’。”24

　　系列建筑不仅呈现出流动性，而且具有明显的承载性。随着廖刚仕宦的游走，建筑的实体位置从福建旧居到秀州官舍，再至“更建堂”，异地同名。廖刚《与黄思贤侍郎简》云，“前后题诗者，皆主赋此事”，说明士大夫并不是以建筑作为吟咏对象，而是围绕它们所承载的故事进行创作。

　　故事与地点相互依凭，使家族文化记忆获得“持久的延续”。阿斯曼说：“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25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世彩堂集》这部贮藏了廖氏家族孝亲故事的颂美文本，能够在南宋一朝继续释放能量。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经过三次命名，世彩堂不仅被逐步改造为具有礼制气息的庄重空间，而且被赋予美好的伦理憧憬，更成为代际故事的记忆载体。这为《世彩堂集》的生成、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二、意义的增殖：道学视域下的群体题咏

 

　　今《世彩堂集》不传，钩沉辑佚，尚存记、序各一篇，陈瓘《减字木兰花·咏世彩堂》一首，许景衡、李光、朱震《世彩堂》诗各一首，吕本中《廖用中世彩堂》诗一首26。诗歌体式不一，有五古、七古、七律。这些作品虽然中规中矩，但较为有效地实现了一定社会群体的交际功能。

　　士大夫的群体题咏使廖氏家族世彩故事获得了意义增殖。人们多赞美廖氏五代同堂的人伦之乐，如陈瓘“寿亲贤子，相对欢然真乐事。一笑千春，别是人间富贵春”（《减字木兰花·咏世彩堂》）27，朱震“公家王母九十余，大父侍立垂白须。子孙还如祖妣寿，康强不用旁人扶”（《世彩堂》）28，许景衡“百岁高堂更有人。饶得云孙千指盛”（《世彩堂》）29。同时，他们还拓展、升华，生发出标榜忠孝、强调德性、否定功利等命意，阐释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就其要者而言，约有两端。

　　一是推及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仁者寿”进行阐释性书写。如吕本中所赞“今公怀直道，邪正有区处”（《廖用中世彩堂》）30、朱震诗结语“不如画出彩衣去，使民知德如唐尧”（《世彩堂》）31。刘会元在《宋高宗皇帝御览廖氏世彩堂记》中明确提出“仁者寿”的意旨，认为廖家福寿盈门的原因在于“率祖而下咸以淳质自守，孝义相传，忠实不欺，好善乐施，雅为州里所推称。以是一门往往保其天年，禀若有异”32。

　　士大夫有时还通过否定功名追逐来映衬理想人格。李光诗末联“鹤骨松标长照世，不须图画上凌烟”（《世彩堂》）33，以“鹤骨松标”作为出世意象，以唐代绘有功臣图像的凌烟阁作为入世意象，前者“长照”，后者“不须”，显然诗人更赞许安居乐业的人伦之乐而非功名追逐。黄颖《世彩堂诗序》也两度描述了廖刚不改天伦之乐的志趣：先是在京城借朋友之口说“且信用中之所守不可回也”，叹惜廖刚因不求闻达而致淹留；继而感叹“子果得所乐”，“今吾用中又能为亲屈而不改其乐，予知廖氏之庆其流未艾也”34，强调廖刚之所乐超乎曲意仕进。

　　二是以“一门”为单位，既肯定家风的世代延续，又通过忠孝阐发将其纳入国家秩序。基于彩衣娱亲典故，吟咏从赞美一身纯孝延展至褒扬一门忠孝两全，如许景衡所赞“莱子斑衣只一身，未如今日剑溪滨。一门纯孝非无种，百岁高堂更有人”（《世彩堂》）35、李光所称“三世彩衣疑有种，一门忠孝岂无传”（《世彩堂》）36。尤其是吕本中所写“廖氏居七闽，土俗变齐鲁”（《廖用中世彩堂》）37，从原本属于一个家庭的伦理故事阐发出能促进一地风俗变化的普遍意义，而李光“遭时自致公卿贵，积庆多因父祖贤”（《世彩堂》）38则阐明了家风营建对于实现阶层跃迁的积极意义。

　　参与题咏的士人，或是与廖刚有同乡之谊的师长，或是与廖刚有同年之谊的同道。他们作为交游者参与此项文学活动，不仅通过题咏促进了廖氏世彩故事意义的增殖，也藉此交流了情感，加深了友谊，统一了观念，聚合了群体。

　　一方面，师长如陈瓘、刘会元、黄思贤的政治生涯主要在北宋，他们在当时已有声名39，邀请这些人题咏，是籍乡党以推名望。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称廖刚师从陈瓘，“旧尝名堂曰‘世彩’，谏议陈公播之声歌，士大夫从而为诗者甚众，缉之盈编”40。可见是陈瓘的咏唱直接引发众多士大夫的题咏，使作品达到结集的数量。廖刚《与黄思贤侍郎简》表明，他曾向黄思贤求序。黄序待考。据《宣和画谱》：“文臣黄齐字思贤，建阳人。”41廖刚《祭黄思贤文》写道：“闽山故国，秀水他乡。欲往哭兮无从，流涕笔之俱下兮，寄永怀于一觞。”42文辞哀感伤怀。廖刚还撰有《黄思贤母氏挽词》43，足见他与黄思贤交情匪浅。

陈瓘  致思济使君大夫十三姐县君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应邀为彩戏亭作记的刘会元，“字天常，政和中臣庶名字避‘天’字，改次常，侯官人”44。廖刚《次韵刘天常赴郡会有作》曾描写其席上醉酒的情事云，“青鸟不传言外意，紫云应识醉中真”，运用了杜牧酒后索取歌妓紫云的典故，注云“二诗皆即其席间事戏之”45，可见二人关系亲密。刘会元《宋高宗皇帝御览廖氏世彩堂记》云：“惜其里居穷左，卓然懿美固足为盛世之壮观，而曾不嘉示之以列于符瑞。故为之详书其事，以侯异时广采之所及云。”46赞为乡里祥瑞，与陈瓘“彩衣长久，五世祥烟熏舞袖”（《减字木兰花·咏世彩堂》）47基本同意。

　　另一方面，中青年士人通过题咏结同辈以为同道。他们之间具有宠辱与共的同年情谊，南渡后政治地位普遍得到提升。廖刚、李光、赵鼎均是崇宁五年进士。许景衡系元祐八年（1093）进士。朱震是政和五年进士。吕本中“宣和六年（1124——引者注），除枢密院编修官”48。许景衡《送廖用中》云“也知志业在诗书，可是才高与世疏”49，“才高”“世疏”正是对他们入仕未久、未获重用境遇的叹惋。《世彩堂诗序》作者黄颖是龙溪人，与廖刚兼有同乡、同学之谊，知交甚深。他二十四岁即以上舍生免省试赴廷试，“温恭廉介，尤工书隶，尝书题名碑，人争摹焉”50。政和三年秋，黄颖“以罢斥单州权莞，待次于秀州”（《世彩堂诗序》），因此与廖刚相见，并应邀为题咏诗集作序。在黄颖赴任单州之初，廖刚曾赋《送黄秀实著作赴单父任》，回忆过去的同窗生活，表达了眼下为官浮沉无定的愁绪51。南渡后，李光先后治理宣州、杭州、婺州，迁吏部侍郎。绍兴六年，廖刚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李光赋《送廖用中侍郎知漳州》：“羡君忠孝两无亏，出处雍容自造微。供帐都门疏受去，怀章郡邸买臣归。君恩已荷全家饱，治绩行看百姓肥。回首文昌旧游地，相从渐觉故人稀。”52此时距他们进士及第已经过去近三十年，诗中颇多感慨，末句尤为真切。《世彩堂集》在南宋初年能得到官方认可，主要是依赖了廖刚同辈兼同道的推介。

　　在文学题咏过程中，交游者阐发并表达了他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从而实现了廖氏家族世彩故事意义的增殖，正如卞绍斌所说：“中西伦理文化精神都蕴含着一个共通性的理想诉求，那就是通过实践理性和道德人格能力确证基本价值规范。”53

　　就北宋后期社会思潮来看，世彩故事聚焦的“齐家”条目，既是从个人修养转向社会责任的路径，又是道学士人极为关注的“家”“宗法”“累世同居”54等问题的呈现。孟子“乐而忘天下”“君子有三乐”55成为理想人格的参照，而“家”对国家的投射，正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56是道学人士用以标明“承担社会秩序的责任的过程”57。因此，题咏者在作品中寄寓了推重个人操守、重视家庭伦理关系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等期许。

　　再就题咏者的立身处事来看，他们均以儒家经学为学问根基，反对新党，为官清刚自守。师辈之中，陈瓘著《尊尧集》批评王安石，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称：“公以绍圣史官专据《荆公日录》以修《裕陵实录》，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故居谏省，首论其事，进《日录辩》，乞改《实录》。又因窜责合浦，著《尊尧集》，深辟诬妄，以明君臣之义。”58黄思贤则援手被新党打压的士子。王居正因不附《新经》《字说》之时俗流落十余年，“司业黄齐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贡举，欲擢为首，以风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选”59。同辈之中，黄颖廷试“时彗星见，颖指陈时政，无少讳忌”，“有《周礼解义》《春秋左氏事类》行于世”60。许景衡作为温州士大夫群体中的“元丰九先生”之一，传播洛学，抵制新学，在为温州本地富户撰写的墓志铭中多次“赋予孝道、礼法的色彩”61。廖刚绍兴九年为御史中丞，虽然之前得到秦桧推荐，但在言路上能够坚守立场，令秦桧无所寄望，“于是，廖中丞之名重于天下”（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62。可以说，世彩故事题咏的背后，隐含着道学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念、政治抱负以及社会伦理取向。

　　通过文学题咏，廖氏家族世彩故事获得了意义的增殖。交游者在道学视域下的共同认知，既是文学题咏的基点，也是世彩故事价值激发并保持连贯性的内在动力。

三、价值的渗透：从朝堂御览到人间乐传

 

　　绍兴五年，赵鼎将《世彩堂集》进献朝堂，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

　　明年，迁刑部侍郎。初，公之曾大母享年九十有三，大父享年八十有八，皆及见耳孙。余亦多寿考，累世以华发奉养。公旧尝名堂曰“世彩”，谏议陈公播之声歌。士大夫从而为诗者甚众，缉之盈编。至是，乞以所当迁官赠大父，且曰：“臣逮事大父，教以忠孝，念无以报。”因述家世事始末，上嘉叹而可之。宰相忠简赵公方务推广上孝爱之志，遂以《世彩集》进奏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凡人子之欲显其亲者莫不曲从，固知陛下念亲未尝少忘。今复览廖氏事迹，伏惟圣怀不无感叹。”上他日谓公曰：“观《世彩集》，诚人间美事也。”其书至今人间乐传之。63

先是，廖刚上奏高宗，“述家世事始末”，“乞以所当迁官赠大父”，高宗“嘉叹而可之”。廖刚好友、宰相赵鼎乘此契机，以《世彩堂集》奏上，高宗御览后当着廖刚的面亲自褒奖。正是封建皇权的最高加持，树立了《世彩堂集》政治文化范本的地位。细察整个过程，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高宗欲“以孝治天下”，推广“孝爱之志”，是赵鼎进献《世彩堂集》的前提和背景。高宗十分看重孝道，吴雪菡指出：“众经之中，高宗尤其推重《孝经》。仅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玉海》《宋会要辑稿》，便有三次高宗书写、颁赐《孝经》的记录：绍兴二年八月赐宰执，绍兴七年九月赐向子諲，绍兴九年六月赐秦桧。正如《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所云：‘若《孝经》之赐者，不可概举。’”64赵鼎进献《世彩堂集》，正是以皇帝和宰臣为代表的朝廷对政治文化范本的适时选择。赵鼎任宰相期间，所献书籍主要是神宗实录、哲宗实录等官修史书，文学作品仅《世彩堂集》一部。其《进廖刚世彩堂集劄》云：“窃惟陛下以孝治天下，故凡人子欲褒显其亲者莫不曲留圣意，俯遂其请，臣愚固知陛下孝养之心未尝少忘。”65从时机选择到“固知”等语，都可看出，这是一次迎合之举。

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  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藏

　　其次，赵鼎在迎合高宗心意之余，既有为同年揄扬之意，又有“从圣人之教，以建立政治世界之秩序，并决定国家政策”66的愿望。赵鼎对廖刚仕途多有扶持，如绍兴初年廖刚被诬为官位隐瞒继母去世，赵鼎即为之陈情67。而道学势力的壮大，也使《世彩堂集》有机会作为体现主流价值观念的范本参与秩序建设。高宗“最爱元祐”68，“为了迎合高宗，秦桧举荐了许多洛学人士来收揽人心”69。寺地遵认为，绍兴四年至七年是赵鼎的时代，他作为“旧党”，以宣扬道义为第一义，全面倾向伊川之学70。可见，赵鼎进献《世彩堂集》，绝非突兀之举，而是个人思想和政治文化因缘际会、水到渠成的表现。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书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最后，进献叙事中标榜的“孝爱之志”“孝养之心”，不仅是普泛的道德弘扬、秩序建立，更与南宋初期的战和抉择有着密切关联。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和高宗生母韦氏，“孝”成为南宋朝廷筹划战和策略的重要理据。自绍兴七年正月得知徽宗死讯，高宗便以韦氏生还作为宋金议和的最高目的71，曾说：“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赵鼎曾密劝高宗，“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为之。’……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谅”，可见，“孝”在当时被当作求和的理由，用于平息群臣愤怒，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上以为然，群议遂息”72的效果。此时，廖刚继续阐发世彩故事的意义，以图实现君臣共情。金人要求高宗“屈膝受诏”，一度使高宗和秦桧产生分歧，士大夫普遍反对屈膝，也令高宗十分反感73。绍兴九年春，廖刚《漳州被召上殿劄子》从《世彩堂集》彰显的亲情孝道出发，申明爱亲、悦亲之道，以人伦之情申论国家政治，将高宗议和的本质归于“不以小不忍而坏大谋，冀以休兵息民，而非为己利”74的仁义之心，从而为高宗的政治主张进行伦理背书。

　　总之，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建设诉求，促使《世彩堂集》由下而上得到以皇帝和宰臣为代表的朝廷的认可，树立了政治文化范本的地位。随即，《世彩堂集》便经由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开启了广泛而深入的价值渗透历程。

　　首先，就传播范围而言，《世彩堂集》的典范效应从家族扩大到宗族，再至社会层面。先是《世彩堂集》曾获御览的事迹，被廖氏家族视为荣耀，廖刚之子廖迟因此营建了美事堂，以为纪念。《八闽通志》载：

　　美事堂，宋广州倅廖迟建。迟，刚之子也。初，高宗览《世彩堂诗集》面谕刚曰：“昨见卿家《世彩堂诗集》，可谓人间美事。”刚既殁，迟乃于所居之东构堂，匾曰“美事”，识天语云。75

到了元初，渌水廖氏因袭世彩堂名，行善乡党，成为当地望族。欧阳玄《世彩堂记》云其“为义廪，凡宗族亲戚及里之贫者，婚姻丧葬，辄助其不及”，又“割田数百亩为义舍百区，以馆从学之子弟”76。时人作《廖氏园亭记》《世彩堂》诗77等予以赞美。

王沂：《伊滨集》卷一二《世彩堂》诗，《元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3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2页

　　廖氏宗族也将世彩堂及其获御览事作为重要的宗族文化大力宣扬。廖氏祠堂对联多用此典，如有联曰，“溯源本于西周，祖德文谟昭百代；肇冠堂兴南宋，家声世彩振千秋”78，下联直接肯定廖刚建世彩堂对廖氏宗族的百代振兴之功。

　　被树立为全社会伦理典范的《世彩堂集》，甚至引来朝野士人的效仿。淳熙年间，柴瑾建世彩堂。按，瑾为绍兴八年进士，累官殿中侍御史。陆游《柴怀叔殿院世彩堂》：“卷服貂冠世间有，荣悴纷纷翻覆手。不如御史老莱衣，世彩堂中奉春酒。”79喻良能《为柴怀叔殿院题世彩堂》：“家风追万石，眉寿拟三松。”80二人诗都运用廖刚建世彩堂、廖刚及其四子万石俸禄的典故，赞美柴瑾家族的类似荣耀与门风。嘉定中，慈溪士族刘氏以“一门四世，彩衣交映，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81而建世彩堂。宝庆年间，会稽通判史文卿亦为其父建世彩堂82。可见，南宋中后期以“世彩”名堂，成为风尚。

　　其次，就传播领域而言，《世彩堂集》的播扬与道学传递、文化艺术建设相互渗透。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称廖刚“自为布衣时，尝从其乡人、故谏议大夫陈公瓘游，又尝从侍讲杨公时问学。故其后立朝行己，具有本末，盖非偶然者”83，说明廖刚和陈瓘、杨时有师弟关系。陈瓘在南宋声名鹊起，为世彩堂故事增色不少。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赐陈瓘谥号“忠肃”，并赞其“所著《尊尧集》，明君臣之大分”84。宁宗朝科举类书《古今源流至论》夹注中，犹记“越人闻公赴府，争竞观瞻。比肩舆归，道路遮拥，几不可行”85的盛况。方回《瀛奎律髓》介绍廖刚生平，也保留了陈瓘为世彩堂作诗和高宗御览的事迹86。为廖刚作墓志详述《世彩堂集》进献故事的张栻，是赵鼎执政时期的副相张浚之子。张浚主道学，其“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孟》”87。可见，《世彩堂集》的传播颇得道学信徒的助力。

陈瓘：《宋贤了翁先生格言》，《邹鲁石刻楹联荟萃》，齐鲁书社2016年版

　　南宋末年，廖莹中以世彩堂为家塾名号，在贾似道的支持下精刻多种书籍，其中“九经”88、韩柳集、《世彩堂帖》是历代公认的宋刻经典。周密赞世彩堂刻“九经”校刻精审：“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89现存宋元盱郡官刻《论语》《孟子》，即“覆刻宋廖氏世彩堂本也。每卷后有牌记，或长方或椭圆不等。文曰‘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此虽重刻，然雕镌精美，亦可宝也”90。衍至清代，曾国藩犹记丁雨生藏书富甲江苏，“最精者有宋刻世彩堂韩文”91。廖莹中的出版经营，使世彩堂获得了文化、艺术维度的长久生命力。

　　南宋后期成书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均录廖刚世彩堂事迹，说“其书至今人间乐传之”92。这虽是转引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中的话，但在编者看来，应该仍然适用，所以没有删除。成书于元大德年间的《韵府群玉》云：“士大夫有歌诗名《世彩集》，上谓公曰：‘观《世彩集》，诚人间美事也。’”93明代《八闽通志》则直接记书名为“御览世彩堂诗”94。这都说明南宋以下，《世彩堂集》播扬不已。

韩愈：《昌黎先生集》书影，国家图书馆藏世彩堂刻本

　　综上所述，廖氏家族世彩故事经过士大夫题咏，获得意义增殖，凝定为《世彩堂集》；再经朝廷认可，特别是高宗御览，被树为政治文化范本；又经由政治教化，被不断接受、解读、实践，渗透在“社会末端的毛细血管”95中。《世彩堂集》成书、进献和传播的过程，以镜像方式映照出两宋之交文学、伦理、思想、政治等交融互摄的立体景观，对于我们客观评估、深入研究艺术水准不高的交际文学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价值，颇有启示意义。

注释

1 此集名称，文献记载不尽一致。赵鼎《进廖刚世彩堂集劄》（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作“世彩堂集”，张栻《工部尚书廖公墓志》（邓洪波点校：《张栻集》，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853页）、《文献通考·经籍考》（马端临著，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标校：《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1802页）和《宋史·艺文志》（《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07页）作“世彩集”，又有黄颖《世彩堂诗序》（廖占门主修：《廖氏九修族谱》，世彩堂1927年刻本）。赵鼎记载较早，且更为正式，故本文行文采用其说“世彩堂集”。

2 目前只有史泠歌《廖刚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对进献一事有简要考述。

3 马端临著，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标校：《文献通考·经籍考》，第1801—1802页。

4 29 33 35 36 38 45 49 51 52 80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71页，第15559页，第16419页，第15559页，第16419页，第16419页，第15401页，第15571页，第15401页，第16420页，第27019页。

5 9 32 34 46 廖占门主修：《廖氏九修族谱》。

6 12 23 42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9册，第114页，第114页，第114页，第257页。

7 刘会元：《宋高宗皇帝御览廖氏世彩堂记》，《廖氏九修族谱》。

8 11 17 张家骥：《中国造园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第217页，第214页。

10 14 杨荫深：《居住交通》，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8页，第4页。

13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4册，第16—17页。

15 闫月珍：《宫室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文史哲》2022年第2期。

16 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18 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

19 贾似道：《悦生随抄序》，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85页。

20 佚名著，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46页。

21 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6页。

22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傅平骧、胡问陶：《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83页；李之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12册，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45页。

24 25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页，第344页。

26 陈瓘：《减字木兰花·咏世彩堂》，郭锳、黄宣纂修：《（康熙）顺昌县志》卷六，清康熙间刻本；许景衡：《世彩堂》，《全宋诗》，第15559页；李光：《世彩堂》，《全宋诗》，第16419页；朱震：《世彩堂》，马性鲁修撰，福建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正德）顺昌邑志》，1985年内部资料，第209—210页；吕本中：《廖用中世彩堂》，韩酉山：《吕本中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87页。

27 47 郭锳、黄宣纂修：《（康熙）顺昌县志》卷六。

28 31 马性鲁修撰，福建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正德）顺昌邑志》，第209页，第210页。

30 37 韩酉山：《吕本中诗集校注》，第1287页，第1287页。

39 如《宣和画谱》称黄思贤“游太学有时名，校艺每在高等，后擢进士第，调官都下，僦居必择闲旷远市声处”，“历官至大司成，今任朝散大夫、兵部侍郎致仕”（佚名著，岳仁译注：《宣和画谱》，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可知黄思贤善画有才，不同流俗，在廖刚求序时已功成名就。

40 62 63 83 邓洪波点校：《张栻集》，第852页，第851页，第852—853页，第851页。

41 佚名著，岳仁译注：《宣和画谱》，第258页。

43 廖刚：《高峰文集》，《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81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26页。

44 梁克家修：《（淳熙）三山志》，《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65册，第123页。

48 59 84 《宋史》，第11635页，第11733页，第10964页。

50 60 李清馥著，徐公喜、管正平、周明华点校：《闽中理学渊源考》，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第211页。

53 卞绍斌：《实践理性与价值共识——当代中国伦理话语体系构建的范式省思》，《东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54 井上彻提到，“宋代官僚士大夫层有着背井离乡、移居异地、以‘小家族’为单位寄居当地的倾向”，“在这种寄居风潮下，当然隐藏着官僚士大夫层和乡里宗族的分离，造成宗族自身分散化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官僚士大夫层寄予强烈关心的就是‘家’的存续问题”（井上彻：《再论宋代以降的宗族特点——关于仁井田陞的同族“共同体”理论》，郭万平译，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55 《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正义》，第931、905页）

56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注：“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页）

57 参见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58 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27页。

61 参见吴铮强：《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5、90—94页。

64 吴雪菡：《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文献》2021年第4期。

6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4册，第284页。

66 70 71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第94—103页，第128页。

67 参见史泠歌：《廖刚研究》，第43页。

68 7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89页，第1938、1944页。

69 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公元1127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3页。

73 参见李超：《屈膝与求和之间：绍兴八年和议中秦桧角色的再思考》，《中外论坛》2020年第4期。

74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8册，第369页。

75 94 黄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八闽通志》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7页，第1077页。

76 陈书良、刘娟点校：《欧阳玄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2页。

77 参见许有壬：《廖氏园亭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王沂：《世彩堂》，杨讷编：《元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3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2页。

78 陈平主编：《中国客家对联大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6页。

79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2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261页。

81 王直：《世彩堂记》，《抑庵文集（外三种）》，《四库明人文集丛刊》第124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317页。

82 嵇曾筠等修：《（雍正）浙江通志》，《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76册，第358页。

85 林駧编：《古今源流至论》后集，《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2册，第552页。

86 方回选评，纪昀刊误，诸伟奇、胡益民点校：《瀛奎律髓》，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923页。

87 朱熹：《少师魏国张公行状》，《朱子全书》第25册，第4439页。

88 参见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6页。

89 周密著，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后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页。

90 林申清编著：《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91 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382页。

92 章定编：《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0册，第225页；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2册，第151页。

93 阴劲弦、阴复春编：《韵府群玉》，《四库类书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95 王瑞来：《自序》，《立心立命——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随笔》，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宋政治生态下的文人交游与文学格局研究”（批准号：20BZW108）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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